（央视财经《对话》）汪建，华大基因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，特立独行是他的一贯作风。从擅自“代表中国”加入人类基因计划，到带领华大出走中科院；从把资本骂出门去，到被资本倒逼，汪建带领华大一路暴走，让人又爱又恨。

“基因狂人”、“土匪科学家”、“生物界的富士康”，种种褒贬不一的评价都指向这位个性鲜明的老顽童。

汪建：我们是怎样开始“代表中国”的？

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：1990年老布什宣布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，华大一个创始人，叫于军，他就提出来，应该把这个项目搬回国去。1996年，我们到了中国科学院，1998年考虑做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%，然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于军，他负责在美国做“内应”，杨焕明负责国内的协调，我就负责找地。我找遍了全北京，大家问为什么不在国家基因组计划里面呢？我无以应答。后来转来转去，转到了顺义。

陈伟鸿：听起来有点打游击的感觉。

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：区长说，你骗我我也认了。在90年代的时候，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和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一样，叫三大科学创举。我们想代表中国参与，势必要得到国家的同意，如果不同意我们还想参与怎么办呢？我们只好冒名顶替，只好冒充国家，好在当时国家的领导人说了，打胜仗的队伍是不受追究的，我由衷感谢这个，想起来是要追究我们的，我们没有任何授权，就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参加了人类基因组计划，这是逆天啊，好在我们是顺天理。

汪建: 再犹豫不决就没有机会了

陈伟鸿：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？

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：我们还犹豫不决的话永远没有那个机会了，1999年，美国有一个论证会，加快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度。第二个，我们在申请的时候突然发现美国的基因组网站上出现一个“中华民国阳明中心”，当时我急了，台湾的基因组计划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，大陆没有，我们作为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人要是没有作为，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。

为什么只做了1%的任务？

陈伟鸿：您提到1%的研究任务是什么概念呢，怎么不来个10%？

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：我们当时锅子就那么大，铁就能卖那么多钱。几个院士跟我们打招呼，别搞太多，小一点还是有可能。我们再倾家荡产，也就那么点家产，几千万还凑合，所以就先启动了。

汪建：我不需要扬名立万

陈伟鸿：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果是开放给全世界共享的。你干嘛要挤破脑袋，甚至是备受冷落的一定要加入？是为了扬名立万吗？

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：不需要扬名立万。人类基因组计划作为世界三大创举之一，如果我们不参加，就不可能有今天。我什么人都能当，我不能当历史的罪人。这个事情过去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。你们有本事就别删。当这样的学术争论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决策的时候，至少在这个领域牵涉到国家发展了。我们不能对这样重大的事情视而不见。

美国方面基因组计划加速，急哭汪建

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：就是那天，也不是哭了，哽噎，更文明的说叫哽噎。我们那天成立，华大成立没有任何商业目标，就是要把人类基因组计划的1%完成掉。完不成，我们就撞墙去。完成掉，最后倾家荡产，没人理我们，我们自己散伙。就是“为了祖国的荣誉”，七个字。

因为当时只有6个月的时间，这边的审批没有过，有不同意见，原来是全票否定的。美国人那边全面加速了，已经没有任何再犹豫的时间了。9月1号，杨焕明在伦敦又拿下了1%。

陈伟鸿：您的哽噎和哭是着急的。

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：其他我怎么能哭。着急啊，没有钱。

汪健：我肯定是科技民工

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：我肯定是科技民工，从爱因斯坦以后，从上世纪30年代的物理学高峰期以后，所有大科学发展都是在大科学工程计划下完成的，就是把每一个环节分解掉。生命科学就是第一个成功的大科学工程计划，必须是分解的。再说，深圳民工作出的贡献，全世界有多少城市可以比？深圳这种创新的做法，你能不反思吗？所以我们科技民工到了深圳就是回到家。

---基因谷